其次，以各产业的相对份额，如三个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特征。

增量资本产出率常用于衡量投资回报水平，即生产单位GDP的投资增量成本。富国穷国疫情比对：结果和直觉不太一样 在人均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新冠病毒感染呈现了令人好奇的特别分布。

他认为，通过严格、快速的疫情管控，短期中不但保住了更多的生命，长期中也能收获更多的财富。其次，不同种族的人群基因及其免疫系统差异对同种入侵病毒的反应也有可能不同。应用同样计算方法，北大国发院2021年的一篇研究生论文显示，到2050年，中国医疗卫生产业占GDP的比重将上升到20%左右。在此文化背景下，政府推行快速、统一的严防措施不仅难以在政府内部达成共识，即使通过干预方案，也未免能够完全克服来自公众的巨大阻力。因此，基于医疗服务的奢侈品属性，有理由推测，医疗卫生服务业将在未来宏观经济占比中持续走高。

如何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一方面是增加创收机会，这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同时，如果疫情得以控制，经济恢复的速度也自然更快。改革开放初期干什么都可以赚钱，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产品市场上什么都短缺，另一方面在要素市场上，包产到户使得农业上可容纳的劳动力大幅度减少，出现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还有土地、资本，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导致产品价格与要素价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价差。

但真实世界是这样吗？并非如此。现在人类有多少个行业？按照国际的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总是处于当下最有效的均衡状态。特别地，我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动态看，市场规模决定人均收入水平。他们的结论是这样得出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相当于中国GDP的3.6%，中国出口产品的增加值比重只占0.66，3.6%×0.66=2.4%。

进入 张维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学家 经济增长 。如果把亚马逊的电商包括进去，销售的产品总数达到3.5亿种。如果生产函数中增加一些其他投入变量（如土地、矿产资源），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就降低了。我自己也持有这种观点。

就中国而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时期好多少，真正显著的经济增长，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过去40年发生的事情。比如硅谷的企业家基本都是创新型企业家，而华尔街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套利型企业家。之后经过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补充和完善，他的理论就成为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产业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过去几年，我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将斯密的增长理论和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结合在一起，概括出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如下图所示。这意味着，创新需要投资者和企业家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靠技术进步，也就是现在讲的创新。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好几年贸易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负的。

人类持续而显著的经济增长只是过去200多年的事情，这200多年里我们的所有进步主要不是来已有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而是来自不断创造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资源。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当时占世界的20%，但GDP规模排在十三四位以外。在我总结的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中，企业家处于中心地位。市场不是自然存在的、谁都可以看得见的。如果实际产出增加了3%，那超出的2%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但这个假设是有问题的。

人均GDP最高的是西欧各国和文化制度同源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而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地，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有利于经济发展，财产公有和计划经济不利于经济增长。

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增长=创新=企业家精神。有了电动机以后，家电产业出现了，刚开始是电风扇，后来是洗衣机等各种家电产品。

在进入文明史的数千年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不要说从这一年到下一年之间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数代人之间也没有太大差别。钞票是真是假，大多数人分不清，只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少数人能看出真假，从而赚钱——这就是企业家的套利功能。

但改革开放之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都是正的，而且相当高。这些概念都来自主流经济学家的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供给侧思维，另一种是需求侧思维。套用经济学的生产可行性边界概念，套利是将资源配置从非最优点的内点推向最优的边界点，创新是将边界向外推。恩斯主义经济学简单地说就是总需求理论。

但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改革后显著高于改革前，是没有争议的。但非常遗憾的是，内生增长理论中也没有企业家的位置，其所讲的技术进步是没有创新的技术进步，因而并不能构成一个正确的增长理论。

之后又出现电动机，电变成了动力，不再仅仅用于照明。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人类已有250万年的历史，即便从智人算起也有20万年历史，而经济增长只有250年历史，相对于250万年为万分之一，相对于20万年也仅有千分之一点二五，确实很短。

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

这个理论很简单，但是我认为用来解释人类在过去250年里、或者中国在过去40年里的经济增长是最好的，比现在经济学家在教科书里讲的经济增长模型都要好，不会带来误导。经济增长以后，人们的收入提高了，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这是什么意思？一年的贸易做下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是不是说如果那年把国际贸易关闭了，既不出口也不进口，中国的GDP增长率会提高3.5个百分点，达到16.9%？所以，我对这个理论的评价是错得离谱。今天在讨论和预测经济增长率时，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媒体人，甚至普通人，用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

很多政府官员特别喜欢这个理论，因为它给政府获取和行使权力提供了正当性。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

创造新的市场、新的产业，靠得是企业家的创新。在我看来，就经济增长而言，技术进步是第一位的，资源配置是第二位的。

新古典增长理论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Solow)于1956年创立。古代的商人都是套利型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家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出现的。